1991 年，我重生在一个下岗女工身上，丈夫出轨，儿子生病。
而我，30 年代上海滩的头牌歌女，现在连煤气灶都不会用。
我站在筒子楼的公共水房里，冻得发红的手指攥着半块碎镜子，镜面映出一张陌生的脸——粗糙、蜡黄，眼角堆着细纹。
这不是阮玲卿的脸，这是徐招娣的脸，一个被生活磨得黯淡无光的纺织厂女工。
而我的丈夫，李建国，此刻正和我的“好闺蜜”刘艳，在我家的钢丝床上翻云覆雨。
1“招娣！
你愣着干啥？
厂长喊你去领下岗名单！”
王姐的大嗓门震得我耳膜嗡嗡响，她手里攥着搪瓷缸，里头泡着半缸子劣质茶叶，浮着一层油花。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灰扑扑的劳动布工装，袖口磨得发亮，裤腿还短了一截，露出冻得发紫的脚踝。
“阿拉……”我下意识想用上海话回嘴，又猛地咬住舌头，硬生生憋出一句东北腔：“我、我这就去。”
走廊上贴着的“工人阶级最光荣”标语已经褪色，墙角堆着空酒瓶和烂白菜帮子。
工友们抱着纸箱子，有的哭，有的骂，有的蹲在地上抽烟，烟灰掉在磨得发亮的水泥地上。
我摸了摸口袋，指尖碰到一块硬物，掏出来一看，是半块小圆镜，背面贴着张泛黄的照片，百乐门的霓虹灯在黑白影像里依然刺眼。
“招娣！”
厂办的王主任突然小跑过来，眼神飘忽，“你先回家吧，建国说孩子发烧了……刘护士去你家帮忙了。”
刘护士？
刘艳？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原主的记忆翻上来，刘艳，厂医院的护士，徐招娣的“好闺蜜”，三天两头往我家跑，说是帮我照顾儿子，结果照顾到床上去了？
“呵。”
我冷笑一声，捏紧了小圆镜。
这种戏码，我在上海滩见多了。
我家门虚掩着，里头传来钢丝床“吱呀吱呀”的动静，混着李建国粗重的喘息：“……放心，那黄脸婆的工龄买断费下来，咱就离……”我“砰”地一脚踹开门。
床上两具白花花的身体猛地僵住，李建国的确良衬衫还套在脖子上，刘艳的红毛衣卷到胸口，露出里头皱巴巴的棉布背心。
“要死啊你！”
李建国扯过棉被盖住肚子，脸涨得通红。
我没说话，慢悠悠地走到五斗柜前，抄起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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