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逃跑计划

母亲要逃跑。这话是她自己说的，某天下午。她突然打电话给我，

可话里的意思却让我懵了圈，我握着话筒，半晌没吱声。“不是真跑。”她在那头补充道，

“就是……找个地方歇歇。”我这才松了口气。母亲今年五十五岁。按说这年纪的人，

该是安顿下来了，可她心里那点不安分，倒像是发酵的面团，越放越膨胀。“你想去哪儿？

”我问。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还没想好。就是觉得，该有个自己的地方了。

”这话她说得轻，可落在耳朵里，却沉甸甸的。母亲的“逃跑计划”，似乎蓄谋已久了。

我是在整理旧物时发现的。

柜最下面一层塞满了母亲不常用的东西：过时的围巾、磨破的棉手套、几团颜色黯淡的毛线。

在这些杂物的最底下，还压着一个笔记本。我翻开第一页，

密密麻麻记录着每天的收支：“白菜一块二，豆腐八毛，

买线三块……这是母亲的账本”翻到中间，账目的缝隙里，开始出现一些零碎的句子。

“今天老李又喝酒了，满屋子酒气。”“女儿的房间空着，晚上去睡了一觉，真安静。

”“要是能有间自己的屋子就好了。”这些字写得轻，像是怕被人看见，

又像是写给自己听的悄悄话。再往后翻，

本就变成了“梦想清单”：“要存钱买个小房子”“要有个阳台能种花”“离菜市场近些”。

最近的一页，夹着几张个楼盘的宣传单，其中一个楼盘的名字被圈了出来。”我捧着这本子，

在桌前坐了许久。母亲的“逃跑计划”，原来早就白纸黑字地写在这里，像一颗种子，

在暗处悄悄发了芽。其实母亲的第一次“逃跑”，发生在我上小学的时候。

那是个夏天的傍晚，父亲因为一点小事发了脾气，母亲没吭声，默默做好了晚饭，摆上桌，

然后解下围裙。“我出去走走。”她说。父亲正在气头上，摔了筷子：“走走走！

有本事别回来！”母亲真就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扒在门框上看她的背影，

在巷口转个弯，不见了。那天晚上，父亲的气慢慢消了，开始坐立不安。

八点、九点、十点……母亲还没回来。父亲嘴上不说，却一趟趟到门口张望。

最后终于绷不住，推了自行车要出去找。就在这时，母亲回来了。手里拎着个小塑料袋，

里面装着几块薄荷糖——她知道我最爱吃这个。“去哪儿了？”父亲问，语气已经软了。

“河边坐了坐。”母亲淡淡地说，把糖递给我，“风挺凉快的。”后来我才知道，

那天母亲沿着河堤走了很远，一直走到郊外。她在田埂上坐了很久，看夕阳一点点沉下去。

她说，那是她结婚后第一次一个人待那么久，久到差点忘了自己是妻子、是母亲，

就只是她自己。那次“逃跑”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却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

在母亲心里荡开了一圈圈涟漪。真正意义上的“出逃”，是从我上大学开始的。

住宿舍的第一个电话，是母亲打来的。她在那头笑：“你猜我在哪儿？”背景音很安静，

不像家里总有电视声、说话声。“我在你房间呢。”她小声地说，像在分享一个秘密，

“你爸去打牌了，我一个人在这儿，真清净。”从那以后，母亲便常常“占领”我的房间。

她会躺在我的床上看书，在我的书桌上写字，甚至偷偷用我的护肤品。她说，

那间屋子有我的气息，更重要的是——那是家里唯一一个门上能挂锁的房间。

有一次寒假回家，我推开房门，发现床头柜上多了一张母亲的照片。那是她年轻时候拍的，

黑白照，扎着两条粗辫子，眼睛亮亮的，嘴角抿着笑。照片装在简易的相框里，

旁边还摆着一小盆绿萝。“我添的，行吗？”母亲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这屋子太素了。

”“当然行。”我说。那天晚上，母亲抱着枕头过来，说要和我睡。我们躺在一张床上，

像小时候那样。“有时候我觉得，”母亲忽然开口，“这屋子不是你的，是我的避难所。

”我没说话，等着她往下说。“你爸打鼾太响了，跟打雷似的。我睡觉轻，一点动静就醒。

来这儿，能睡个整觉。”她顿了顿，“还有，这屋子的钥匙在我手里。我想进来就进来，

想锁门就锁门。这门一锁，外面的事就跟我没关系了。”我侧过身看她。母亲的脸上，

皱纹显得柔和了许多。那一刻的母亲，不是谁的妻子，不是谁的母亲，

就只是一个需要好好睡一觉的女人。后来母亲的“逃跑计划”升级了。

家里的老房子住了二十多年，墙皮发暗，家具也旧得发糯，父亲说：“索性重新装修一遍，

亮堂。”原本我隔壁的小房间堆着杂物，旧纸箱、还有我小时候的小板凳，都蒙着薄薄的灰。

父亲盘算着等装修完，这房间还能接着储藏家用。这天晚饭刚撂下碗，

母亲忽然开口：“那间小屋，我要用。”父亲夹着烟的手顿了顿，抬眼看她：“你要用？

家里的房子，还不够你转悠的？”母亲扒拉着碗底的几粒米饭，声音不高：“不够。

”这是她头一回这样直白地说“不够”。不够放她的针线笸箩，不够摆她养的吊兰和茉莉，

不够留个清净地方，或者翻几本旧杂志。父亲还想絮叨几句，母亲已经站起身，

从门后拎了扫帚，径直往那件小房间走。接下来的一个月，母亲一点点搬运、整理、布置。

她把旧家具能用的留下，不能用的卖掉。去建材市场挑了木纹的地板砖，一片片铺好。

旧沙发舍不得扔，扯了几米花布重新包了面，又变成了崭新的。我再回去去看她时，

家里已经大变样了。她辟出一间做工作室——母亲会裁缝，以前只在卧室角落放台缝纫机，

现在终于有了专属空间。另一边，只放了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小书桌，简简单单。

“怎么样？”她开心地领我参观。“真好。”我说。是真的好。这个空间里的一切，

都是按照她的心意布置的。工作间的桌子上，布料、线轴、剪刀散乱地放着，

有种生机勃勃的杂乱。最妙的是那道门。母亲换了新锁，钥匙只有两把，她一把，我一把。

关上门，插上插销，这一间就是完全独立的王国。“我在这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白天躺沙发上看小说，看困了就睡。晚上不用做饭——反正你爸在吃他的，

我在这儿吃饼干都可以。”她说这话时，嘴角噙着笑，那笑容里有种久违的轻松。

工作间的独立空间，让母亲尝到了自由的甜头。她开始在这里尝试许多“第一次”。

第一次不用准时准备三餐，第一次可以穿着睡衣从早待到晚，

第一次能把东西随手放而不用担心被说“邋遢”。她还养成了新习惯：每天傍晚，

她会搬把椅子到窗边，看日落。找好位置做好，就能看见太阳一点一点沉下去。“像看戏。

”她说，“每天一场，不重样。”父亲对母亲的“独立空间”颇有微词，但也没多说什么。

一来母亲依然操持着家务，只是多了个独处的地方；二来他大概也察觉到，有了这个空间后，

母亲的脾气好了许多，两人吵架的次数明显少了。有次我回家，正碰见父亲站在门口，

犹犹豫豫地想敲门又没敲。最后他转身，嘟囔了一句：“锁什么门，家里还防贼似的。

”我听见母亲在门里轻笑。那段时间，我以为母亲的“逃跑计划”到此为止了。

有了这间屋子，她该满足了吧。可我错了。母亲的老姐妹张姨从北京玩回来，约母亲喝茶。

张姨早年离了婚，一个人拉扯大儿子，如今儿子成家了，她在县城买了套小公寓，五十平米，

一室一厅。“就我自己住，舒坦，想吃什么做什么，想几点睡几点睡。

周末儿子一家过来热闹热闹，平时清静静静的，好得很。”母亲回来那天，坐在沙发上，

很久没说话。“张姨那房子我去看了，小小的，可是样样齐全。阳台种满了各种花，

客厅有整面墙的书架。她跟我说，活到这个岁数，终于能完全按自己的心意过日子了。

”她看向我：“你说，我能吗？”我没回答。这个问题太重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接。

母亲的看房之旅，始于一个偶然。那天她去菜市场，路过新开的楼盘售楼处。

发传单的小姑娘嘴甜，一口一个“阿姨”叫得亲切。母亲本来只是客气地接过来，

可传单上印着的户型图，却让她挪不动步了。那是套两居室，八十多平米，客厅带个大阳台。

她便地走了进去想瞧瞧。售楼姑娘详细地介绍。母亲听得认真，也问得仔细：公摊多少？

物业管理费怎么收？附近有菜市场吗？阳光从哪个方向照进来？最后问到价格，

售楼小姐报了数。母亲在心里算着——这些年她偷偷存的私房钱，加上公积金，刚好够首付。

月供呢？她还有三年退休，退休后养老金不多，但勉强能覆盖。“这房子，

能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吗？”“当然可以。”售楼小姐笑道，“您是独立购房，

产权人就是您一个人。”从售楼处出来，母亲手里多了几份资料。她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绕到后面的小区里，想看看实际建好的房子是什么样子。正是下午三四点钟，

阳光斜斜地照着。母亲站在那儿看了很久，直到天色渐暗，才慢慢往家走。后来，

提出买房的想法，也母亲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她先算好了账：首付多少，月供多少，

装修预算多少。又去咨询了律师，了解了单独购房的法律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