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我决定不爱了

＞ 丈夫是国营大厂总工程师，人人夸我命好。＞ 厂里第一批考学名额，

他说让给丧夫的弟媳：“她比你苦。”＞ 我把名额让了，半夜复习，站着也能睡着。

＞ 三年后我拿到夜大文凭，他皱眉：“女人太要强，家就不像家。”＞ 1987年，

恢复职称考试。＞ 他瞒着我，把唯一推荐资格给了女徒弟：“小周天赋高，别浪费。

”＞ 我笑着点头：“好。”＞ 当晚收拾行李，报名了援疆建设。＞ 四十年后，

我作为特邀专家回厂参加庆典。＞ 他挤在人群里，头发全白，

指着我胸前的勋章问：＞ “当年……为什么不肯等我？

”---1 壹 · 名额1984腊月的风从沱江口子灌进来，

穿过轴承厂生锈的铁栅门，把标语横幅吹得噼啪响。

我在食堂后厨把最后一笼窝窝头端上窗口，围裙都没解，就听见有人隔着玻璃喊：“沈师傅，

你家老陈让你去趟办公楼！”手上全是面粉，我用胳膊肘顶开水龙头冲了冲，连镜子都没照，

边走边把袖口往上挽。从食堂到技术科要走十二分钟，穿过大半个厂区，

沿路都是下了二班往澡堂子跑的女工。“素珍，老陈又给你带饭啊？

”细纱车间的陈姐拎着搪瓷盆，朝我挤眼睛。我笑了笑，没答话。铝饭盒揣在棉袄兜里，

捂了一路，贴着小腹那块布料都是热的。里头是两个白面馒头，

底下压着一小搪瓷缸子红烧肉——陈启明昨晚加班到十一点，今天早上六点又去车间盯试制，

这肉是他中午舍不得吃，拿饭票跟行政科老陈换的。办公楼到了。

我站在门廊底下把棉袄扣子重新系好，又把鬓边散下来的碎发往耳后别。

生了晖晖之后头发掉得凶，这几年好不容易长回来，还是细，风一吹就乱。

二楼技术科的门虚掩着，我没直接进，先敲了三下。“请进。”是他的声音，

带着图纸看多了那种疲惫的沙哑。推开门，陈启明正伏在绘图板上，铅笔沙沙划过硫酸纸，

面前摊着一张变速箱剖面图。他没抬头，左手往旁边一指：“水房刚打的开水，自己倒。

”我没动，站在门口。屋子里还有一个人——王秀芬坐在靠窗那把椅子上，

面前搁着厂里发的搪瓷杯，杯口缺了道瓷，露出里头黑褐色的铁胎。她见我进来，

身子往前欠了欠，细声细气喊了句：“嫂子。”我点点头。陈启明这才抬起头，

顺着王秀芬的视线看见我，眉头不明显地皱了皱：“怎么站那儿？进来坐。

”我把饭盒放到他绘图板边上，没坐。“晖晖今天期中考试成绩下来，语文九十八，

数学一百。”我报喜似的，声音却压得低，“班主任说让家长抽空去一趟，

看能不能给他报个区里的奥数班。”“嗯。”他应了一声，铅笔没停。我又站了两秒，

准备转身走。“嫂子。”王秀芬忽然站起来，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都泛了白，

“我、我有话跟你说。”我看着她。三十出头的人，鬓边已经生了白发，头发用黑卡子别着，

还是乱糟糟翘起一绺。她男人前年在井下出了事，抚恤金一次性结清，厂里照顾，

把她从农村弄进厂安排到托儿所当保育员。一个月工资三十七块五，养活自己和两个儿子，

还要给乡下公婆寄钱。她嘴唇翕动，话到嘴边又咽回去，求救似的看向陈启明。

陈启明放下铅笔，拿过饭盒打开，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嚼着说：“素珍，

秀芬想考夜大。”我一愣。王秀芬的脸腾地红了，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嫂子，

我就是……我就是想着，多认几个字，将来好教孩子，

也、也能给厂里多做点贡献……”“好事。”我说。是真的好事。那年月，

一个女人拖两个孩子，不往死路上走，还想着读书，这是心气没灭。我敬佩有心气的人。

陈启明又夹了一块肉，声音平板：“厂里今年给技术口三个考学推荐名额，

电大、夜大、函授都有。我手里有一个定向名额，不用白不用。”我站在那里，

慢慢听出一点别的意味。“……给秀芬？”他放下筷子，抬起眼看我。

那双眼睛年轻时我夸过，说像沱江最深处的潭水，沉静、有底。现在看，还是沉静，

只是我站在岸这边，他站在岸那边，中间隔着我不知道多宽的水。“素珍，你不一样。

”他说，“你有工作，有家，晖晖也大了。秀芬的情况你也看见，她再不找出路，

两个孩子将来连初中都供不起。”我没说话。王秀芬哭了，肩膀一抽一抽，拿手背堵着嘴，

不敢出声。她扑通一下给我跪下去，水泥地冷硬，膝盖磕出闷响。“嫂子，

我忘不了你的恩情……等我毕了业，做牛做马报答你……”我把她拽起来。“别跪，”我说，

“女同志膝盖不跪人。”她还在哭，眼泪鼻涕糊一脸。我从棉袄口袋里摸出手绢，

是今早刚洗的，还叠着四四方方的印子。塞进她手里，我转向陈启明。“名额让了，

晖晖的奥数班怎么办？”他低下头，铅笔又开始在纸上移动：“奥数班不急，他才三年级。

等明年，明年我肯定……”“好。”我打断他。他笔尖一顿。我没再看他，

低头把饭盒盖子扣上。红烧肉还剩两块，馒头只动了一个角。铝饭盒摸着还热，

从食堂到办公楼这十二分钟的路，它没白捂。“素珍。”我走到门口，他喊我。我停住脚，

没回头。“……谢谢。”我推门出去了。走廊很长，两边刷着半截绿漆，下班铃已经打过了，

楼里安静得只听见我自己的脚步声。走到楼梯口，我扶着栏杆站了一会儿，

才发现手心全是汗。不是气的。是凉的。那天晚上我照常去托儿所接晖晖。

他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一出大门就把成绩单举到我鼻子底下：“妈你看！我数学全对！

老师用红墨水写的‘优’！”我蹲下身，把成绩单抚平，仔细叠好，

放进棉袄里层那只有按扣的口袋。“妈，”他牵住我的手，仰起小脸，“奥数班要交多少钱？

我可以不买那个铁皮青蛙了，徐冬冬说他玩腻了，等我攒够钱他便宜卖我。”我把他抱起来。

八岁的孩子，腿长得能夹住我的腰，下巴搁在我肩膀上，呼吸吹得我后颈窝发痒。“晖晖，

”我沿着厂区那条法国梧桐夹道往家走，落叶踩在脚底窸窣响，“你说，妈要是也去读书，

怎么样？”他歪着头想了想：“那你放学谁来接我？”“放学问奶奶接。等妈毕业，

就能挣更多钱，给你买新的铁皮青蛙，带发条的那种。”“我不要青蛙。

”他把脸埋进我颈窝，声音闷闷的，“我要妈早点下班。”我搂紧他，没再说话。

那一年我三十一岁。初中毕业，十六岁顶替母亲进厂，先在翻砂车间干了三年翻砂工，

每天跟铁水、砂箱打交道，一千四百度的亮橙色烫得脸皮脱过三层。后来怀孕，

车间主任照顾，把我调到食堂。十五年工龄，职称还是三级炊事员。我没有考学的推荐名额。

陈启明那个定向名额给了王秀芬，剩下的两个，一个被分管技术的副厂长侄子拿走，

另一个给了今年刚分来的大学生——人家是正规高中考上的，不需要名额也考得上，

但厂里要“体现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我照常每天五点二十起床，

捅开炉子做早饭，伺候晖晖穿衣洗漱，七点送到学校，七点半到食堂上工。

和面、择菜、洗碗、卖饭，下午两点下早班，回家洗衣服收拾屋子，四点半接孩子，

五点做晚饭。陈启明加班多，有时我把饭热两遍他还没回，就用搪瓷盆扣着，带晖晖先睡。

只有半夜。十二点过后，万籁俱寂，晖晖的呼吸声匀长，陈启明还没从技术科回来。

我披着棉袄，就着桌上那盏五瓦台灯，翻开从废品站论斤称来的旧课本。

语文、数学、历史、地理。1966年版的初中教材，书页泛黄，边角卷起，

有人在上头用钢笔写过演算草稿，墨迹洇开，像一朵朵小小的蓝花。我小学成绩好，

初中赶上停课，正经没上几天学。看这些书，一多半靠猜。数学里的方程式，

像一道道不认识的门，我站在门口，怎么推都推不开。有一天半夜，陈启明推门进来。

我下意识把书往枕头底下一塞。他看见了，没问。脱了工装挂上衣架，去外屋倒水洗脸，

水声哗哗响了一阵。我躺在黑暗里，睁着眼，听见他掀开被子另一侧，床垫陷下去一块。

“……睡不着？”他问。我没答。沉默许久，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他忽然开口：“素珍，

你是不是怨我。”不是疑问，是陈述。我盯着天花板。石灰抹的，年头久了，有几处开裂，

白天看着像蛛网，夜里看着像地图。我没见过地图，只在宣传栏见过世界地图的印刷画，

上头有苏联、美国、还有一大片蓝的海洋。“不怨。”我说。真的不怨。

我只是不明白：我想读书，碍着谁了？这个问题我没问出口。问了也没答案。春节前，

厂里分年货。每人十斤带鱼、五斤猪肉、一桶豆油。后勤科的刘麻子站在卡车边上点名，

念到名字的上前领号牌，凭号牌去仓库提货。“炊事班，沈素珍！”他扯着公鸭嗓子喊。

我上前，他上下打量我一眼，把号牌拍在我手心：“你家老陈今年评上总工，年货另外有。

你这份还领不领？”“领。”我把号牌攥紧。领完年货往回走，路过宣传栏，

那里新贴了一张大红榜。我停下脚步。榜上标题写着毛笔字，

墨浓纸艳：**关于表彰一九八三年度先进生产工作者的决定**一行一行扫过去。

细纱车间、机修车间、翻砂车间、行政科、技术科。技术科第二行，写着陈启明的名字。

底下小字：该同志主持设计的6207轴承生产线技改项目，年创造效益逾八十万元，

被评为本年厂级劳动模范……后面还有一行，黑体加粗：推荐其配偶沈素珍同志为随调家属，

安排至厂图书室工作。我站在宣传栏前，把这一行字看了三遍。图书室。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清闲活儿。厂里双职工家庭，评上先进或劳模的，

照顾一个家属去坐办公室，不是新鲜事。我把号牌换到左手，右手抚平棉袄领子，

转身往办公楼走。技术科门关着。我敲了三下，没人应。

门卫老李头从走廊那头探出头：“陈总工去局里开会了，明儿才回。”我哦了一声。

下楼的时候腿有些软，扶着楼梯扶手慢慢走。扶手是木头的，刷了棕红色油漆，漆面斑驳，

露出底下灰白的木筋。我摸着一道道木纹往下挪，像摸着自己这辈子。图书室。

我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是十六岁进厂那年，在翻砂车间学徒比武拿了第三名。

奖品是一本《车工实践》、一条毛巾、一块檀香皂。毛巾用成了线头还舍不得扔，

檀香皂包在牛皮纸里放进衣柜，晖晖小时候那身衣服总有股淡淡的檀香味。

后来翻砂车间粉尘大，怀孕五个月时我还在搬砂箱，那天肚子坠得厉害，去医务室一查，

先兆流产。医生说必须调岗。我调到了食堂。从翻砂工变成炊事员，从造轴承变成蒸窝头。

十四年了。图书室。多好的去处。清闲，体面，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每天给借书的人登登记，

擦擦桌子，月底盘点一次，剩下的时间——可以看书。我把手从扶手上拿开，站直了。

其实我可以去谢谢他。不管怎么说，他想到了给我换岗，

想到了让我离开那个四面透风的后厨。这份心思，就算是顺手，也是心思。可我没去。

那个周末陈启明从局里回来，带回两瓶茅台、一条中华烟，说是开会的纪念品。

他把东西放在五斗橱上，脱下呢子大衣，问我：“宣传栏的榜你看了？”“看了。

”我把饭菜端上桌，晖晖正趴在茶几上写作业，铅笔头削得尖尖的。他坐下拿起筷子，

夹了一筷子土豆丝，嚼着说：“图书室那边我已经跟行政科打好招呼，年后就调过去。

你也不用谢我，这是政策。”我把汤碗端到他手边，拿抹布擦掉溅出的汤渍。“……素珍？

”他抬头。我背对着他洗碗，水声哗哗的，我没回头。“图书室很好，”我说，

“让给更需要的同志吧。”背后安静了几秒。“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关上水龙头，

把洗好的碗倒扣进竹筐沥水。竹筐是晖晖幼儿园时候做手工编的，歪歪扭扭，底还有个洞，

垫了块旧笼布接着用。“没别的意思，”我转过身，把手在围裙上擦干，“我就是想，

等我以后考上夜大，毕业能凭自己的本事坐办公室，不是随调家属。”他盯着我，

像看一个不认识的人。“你考夜大？拿什么考？”我没答。他放下筷子，

声音冷下来：“素珍，人要认命。咱们这个年纪，孩子都大了，折腾什么？

你安安稳稳把家里顾好，比什么都强。”晖晖的铅笔尖断了，

他在笔盒里翻了半天没找到削笔刀，抬头怯怯看着我。我走过去，从他笔盒里拿出削笔刀，

蹲下来帮他把铅笔削好。木屑卷成淡黄色的小花，落在我掌心里，细碎、轻盈。“妈妈，

”晖晖小声问，“你也要上学吗？”我把他铅笔尖对着光看了看，够尖了，递给他。“嗯。

”“那你要跟我一起写作业吗？”“嗯。”他把铅笔接过去，忽然伸手搂住我脖子，

下巴蹭着我的头发，像只小狗。“那你要考第一名哦。”陈启明没再说话。

他把碗里的饭吃完，披上大衣，又出门去了。那两瓶茅台和一条中华烟还在五斗橱上搁着，

没人动。第二天我去废品站，论斤称回一套高中旧课本。1978年版，

扉页上写着原主人的名字，还盖着一枚“杭州大学”的蓝章。书很重，我用包袱皮兜着，

走几步歇一歇，过了厂区大桥才想起来——图书室名额让出去了，年后我还得回食堂后厨。

没关系。食堂下午两点下早班，我可以学到五点。晚上晖晖睡着了，我还可以学到十二点。

一天能挤四个小时，一年就是一千四百六十个小时。三年，四千三百八十个小时。

我算数不好，这笔账算得很慢，站在桥头吹了好一会儿冷风才算出个大概。沱江在脚下流着，

腊月的水瘦了，露出岸边灰白的石头。我把包袱皮紧了紧，一步一步往家走。

2 贰 · 夜大19851985年秋天，我考上了市里的夜大学。

报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没报会计、没报企业管理，那些专业“实用”，但需要数学底子。

我的数学还停在解一元一次方程，二次函数像天书，立体几何更是完全摸不着门。

汉语言文学不一样。认字，读书，背诗词，写文章。这些事我从十六岁起就没停过。

翻砂车间工间休息，别人嗑瓜子唠闲嗑，我蹲在砂堆边看《红岩》，书页被汗水浸得发皱，

看到江姐受刑那章，铁水包就在三米外烧着，一千四百度，亮得像太阳。

报名那天我请了半天假。从厂里坐十五路公交车到市中心，再换乘三路到师范学院，

报名处在阶梯教室一楼，排了上百号人，大部分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偶尔有几个像我这样三十多的，都是女的，都穿着藏青或灰蓝的外套，鬓边都藏着几根白发。

排在我前面的是个短发姑娘，转过身打量我几眼，小声问：“大姐，你也来考？”“嗯。

”“你复习多久了？”“一年多。”她吐吐舌头：“我全职复习了八个月，

我妈说我考不上就得进棉纺厂当挡车工。挡车工三班倒，累死人。”我笑笑，没说话。

轮到我填表。工作人员隔着桌子递过来一张对折的油印纸，让我检查个人信息。

我低头一行行看过去——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工作单位，报考专业。一切都对。“签字。

”他用手指戳了戳表格底栏。我提起笔，在“考生签名”那一栏写下“沈素珍”三个字。

墨水渗进粗糙的纸质，把笔画洇开一点点，像春天化冻时的沱江。报名费五块。

我从棉袄内袋掏出用手绢包着的钱，数出两张两元、一张一元，叠齐了推过去。

那天回家的公交车上，我把准考证从信封里抽出来看了很多遍。正反面都印着字，

盖着师范学院的红章，右下角贴着我的一寸黑白照片。照片是上礼拜在人民照相馆拍的，

三块五一版，我让师傅加洗了一版，底片自己留着。晖晖趴在桌上写作业，听见门响，

抬头看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写铅笔字。“妈，我爸说让你回来做饭。

”我把准考证小心翼翼夹进床头的《新华字典》里，把字典塞回枕头底下。“你爸呢？

”“办公室。说今天有新图纸。”我系上围裙。灶台冷了一整天，

火柴划了三根才引燃蜂窝煤。葱花下锅，油烟腾起来，我眯着眼睛翻炒，心想：等毕业了，

评上职称，食堂后厨的油烟就不用再闻了。那天晚上陈启明回来得很晚。我留了饭在锅里，

自己没等，带着晖晖先睡了。迷迷糊糊听见门响、水声、大衣挂上衣架的窸窣声。

被子另一侧陷下去，带着夜间的凉气。“……素珍。”我睁开眼。黑暗里看不清他的脸，

只能看见烟头明明灭灭的红光——他什么时候又抽起烟来了？“我听说，你报了夜大。

”“嗯。”沉默。他吸一口烟，长长地吐出来，烟味混着窗外透进的夜凉，

让整个房间都变得陌生。“你今年三十三了。三年毕业，三十六。

单位不会提拔一个三十六岁的女职工进修，你图什么？”我看着天花板。“不图什么。

”“那你折腾个什么劲？”我没答。他也不会懂。有些事情不是为了“图什么”才去做的。

就像当年我生下晖晖，护士把他抱到我枕边，那么小一团，浑身皱巴巴红通通的，我看着他，

心里想的是：我要他将来认字，读书，过不一样的日子。我从来没想过要“图”他什么。

读书也是一样。那支烟燃尽了，他把烟蒂摁灭在床头柜的搪瓷缸盖上，

发出轻微的“滋”一声。“……随你。”他翻过身，背对着我，被子拉过头顶。

我睁眼躺到后半夜，听见他呼吸匀长起来，悄悄起身下床。披着棉袄，就着五瓦台灯的光亮，

翻开《新华字典》取出准考证，把上面的每一个字又看了一遍。师范学院的校门，

我明天就能进去了。夜大每周末上课，周六下午到周日中午，连上二十个课时。

食堂排班不固定，有时轮到我周六当值，就找同事换班。女工们大多好说话，偶尔换不开，

我下班骑四十分钟自行车往市里赶，气喘吁吁推开教室后门，课已经上了大半。

第一学期开了三门课：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写作基础。现代汉语老师姓周，

四十来岁，戴眼镜，说话带一点吴语口音。他讲语音、词汇、语法，把方块字拆成声母韵母，

像小时候我妈拆毛线衣，一针一线，理得清清楚楚。我坐在阶梯教室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

这个位置好，光线足，下课看窗外能望见操场边的梧桐树，秋天叶子黄了落了一地，

踩上去沙沙响。班里大多是走读生，上课来下课走，互相不认识。我没交到朋友。三十三岁，

和二十岁的年轻人隔着十几个年头的代沟，

她们聊琼瑶三毛、聊新上映的《街上流行红裙子》、聊毕业分配想进机关还是留校。

我听她们聊，偶尔笑笑，从不插嘴。只有一回，现代汉语课讲修辞，

周老师举了个例子：“阔人谈的是资产，文人谈的是笔资，农民谈的是粪资。同样的词根，

换上不同的语素，感情色彩判然有别。这就是汉语的精妙。”教室里响起稀稀拉拉的笑声。

我坐在最后一排，低头记笔记，钢笔尖在本子上划出“粪资”两个字。

窗外梧桐叶子正往下落，黄澄澄铺了一地。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班第十二名。不高，

也不低。现代汉语八十七，古代文学七十九，写作基础拿了九十一。

写作老师在我那篇写沱江的散文后头批了一行红字：“情感真挚，细节饱满，可推荐校刊。

”我把成绩单带回家，压在枕头底下，和准考证放在一起。晖晖那年四年级，

期中考试语文九十六，数学九十八。他把卷子摊在桌上等我签字，偷偷瞄我的脸色。“妈，

你考多少？”我把成绩单从枕头下抽出来，摊开和他并排放着。他凑近看，

小声念：“写作基础，九十一……妈，九十一是不是很厉害？”“一般。

”我把两份卷子叠好，收进五斗橱第二个抽屉，“下次争取考更好。

”那天晚上陈启明破天荒没加班。他坐在客厅看报纸，看完一张叠一张，

烟灰缸里摁灭了三根烟蒂。我洗完碗从厨房出来，他忽然开口：“听说夜大这学期出成绩了。

”“嗯。”“考得怎么样？”我把手在围裙上擦干，从五斗橱里拿出成绩单，

展开放在茶几上。他低头看了很久。“……还行。”他把成绩单推回来，没再多说一个字。

我把成绩单叠好，收回原处。五斗橱抽屉拉出来时有细微的吱呀声，

那是去年过年厂里发的三合板家具，搁不住沉东西，边角已经有些翘了。还行。

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分量比什么都重。我站在五斗橱前站了一会儿，关上抽屉，

转身去给晖晖检查作业。3 叁 · 女徒弟19861986年入夏，

厂里分来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我是在食堂见到周晓棠的。她端着搪瓷碗排队打饭，

排在长长的队伍末尾，不挤不抢，低头看手里一本杂志。轮到她时她把杂志卷起塞进帆布包，

抬头朝窗口里说：“师傅，三两饭，一份红烧豆腐，不要肥肉。”我给她打了满满一勺豆腐，

又悄悄多添了半勺。后来才知道，她是新分到技术科的大学生，正规本科，

东北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全厂那年来了一共七个本科毕业生，只有两个女的，

她是其中之一。再后来，我知道她叫周晓棠，二十三岁，江苏人，父母都是中学教师。

她喊陈启明“陈老师”，跟在他身后看图纸、跑车间、查资料，笔记本上字迹清秀工整，

像印刷体。技术科的人开始传闲话。先是我在洗碗时听见后厨有人嘀咕，

后来是晖晖放学回来问我：“妈，周阿姨为什么总找我爸？”我把菜端上桌，

陈启明还没回来。“你爸带徒弟。”晖晖低头扒饭，没再问。1986年秋天，

厂里接到部里通知：恢复工程技术职称评定。

这是1966年以来第一次重启工程师职称考核，全厂符合条件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可以报名。

理论考试加实操评定，通过者授予“工程师”职称，享受副科级待遇。文件下发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