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

在泰国旅游时，我捡到一个金童像。导游脸色煞白：“快扔了，这是被遗弃的古曼童，

谁捡谁倒霉。”我没听，因为当晚金童就托梦给我：“妈妈，饿。”我喂他血，他给我钱，

一夜之间我中了彩票头奖。导游敲门：“昨晚……是不是有人叫你妈妈？

”---飞机降落曼谷素万那普机场的时候，我正在做着一个梦。梦里我在水里挣扎，

脚底踩不到底，头顶是黑沉沉的天，四周什么都没有。水往嘴里灌，肺要炸开，我拼命想喊，

但喊不出声。就在这时，一只手从下面抓住了我的脚踝。我醒了。舷窗外是泰国灰蒙蒙的天。

邻座的大妈正把吃剩的半包鱿鱼丝塞进包里，见我睁眼，笑着说：“小姑娘睡得真沉，

叫都叫不醒。”我扯了扯嘴角，没说话。脚踝还在隐隐发凉。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二十七了，

才第一次走出国门，说起来有点寒酸。但三年前我刚还完大学助学贷款，两年前才开始攒钱，

去年我妈住院又花了小十万——能站在这里，已经是我对自己最大的慷慨。我报的是特价团，

六天五晚，曼谷加芭提雅，两千八包机票不包小费。团里都是中老年人，就我一个年轻人。

导游阿财是华裔，皮肤晒成酱油色，中文带着浓重的潮汕口音，

上车第一句话是：“各位老板，泰国是个很灵的国度，该拜的拜，不该碰的，千万别碰。

”他说这话时看了我一眼。我没往心里去。第一天逛大皇宫，第二天看人妖秀，

第三天坐船游湄南河。第四天自由活动，团里的大爷大妈都去免税店抢欧莱雅，

我一个人溜出来，在曼谷的巷子里瞎逛。巷子很深，两边的房子又旧又挤，

电线像蜘蛛网一样缠在头顶。我走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劲——太安静了。明明是大白天，

沿街的店铺却都关着门，门口摆着小小的佛龛，有的供着香，有的只剩半截蜡烛。

我开始往回走。然后我就看见了那个摊子。它夹在一家锁着的金铺和一家废品站之间，

小得几乎看不见。一张折叠桌，铺着褪色的红布，

桌上稀稀落落摆着几样东西：几串发黑的手串，两尊缺角的佛像，

还有一堆我叫不出名字的金属小件。摊主是个干瘦的老太太，皮肤皱得像树皮，眼窝深陷，

正低头摆弄什么。她的指甲很长，染成暗红色，衬着黑褐色的手背，像十滴干涸的血。

我本该走过去的。但我没有。我的脚像被钉在地上，

眼睛落在那堆杂物的角落里——那里躺着一个小孩。不，不是小孩。是一个巴掌大小的塑像，

金色，圆脸，眉眼弯弯，像在笑。它穿着红色的布兜，盘腿坐着，右手托腮，左手放在膝上。

我蹲下来，伸手去够它。“别碰！”老太太突然抬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刮过玻璃。

她的手按在我手背上，指甲掐进我皮肤里，冰凉的。我吓了一跳，本能地缩手。

老太太盯着我，浑浊的眼珠像两颗蒙尘的玻璃球。她叽里咕噜说了一串泰语，

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她的表情让我后背发凉——那不是警告，是恐惧。她在害怕什么？

我没买那尊金童像，转身走了。走出巷口，阳光扑面，我松了口气，觉得自己有点神经质。

当晚在酒店，我发现那尊金童像躺在我的枕头边。我不记得自己买过它。

更不记得自己把它带回来。我坐在床边盯着它看了很久。酒店的灯光昏黄，

金童像盘腿坐在床头柜上，脸朝着我，嘴角的笑意好像比下午更深了一点。

应该是灯光的原因。我把它塞进床头柜抽屉，关上。那晚我做了很多梦，醒来全忘了，

只记得有一双手——小小的、凉凉的手——在黑暗中摸索着找到了我的手指，轻轻握住。

第五天早上，阿财看到我背包侧袋里露出的金童像一角。他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煞白。

“这哪里来的？”他的声音变了调，尖利得像被掐住脖子的鸡。

团里的大爷大妈都扭过头来看。我把像往包里塞了塞：“路边买的。”“哪条路？”“忘了。

”阿财盯着我，喉结滚动了一下。他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阿妹，听我一句劝，

这东西不能要。这是古曼童——被遗弃的古曼童。”我没听懂。

他急得直搓手：“泰国人养这个，求财求运。但养到一半不想养了，不能随便扔，

要请师父做法送走。那种扔在路边的，都是没送走的，怨气重。谁捡到谁倒霉。

”我低头看了看包里露出的小金脑袋。“只是个塑像。”我说。阿财看我像看一个死人。

“昨晚，”他声音压得更低，“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比如……有人叫你？

”我攥紧了背包带。没有。我没听到。我睡得很沉。阿财没再说什么，只是那天下车时，

他悄悄在我手心塞了一小串木珠，酸枝木的，带着淡淡的焦香味。“带着。”他说，

“就当求个心安。”我收下了，没戴，塞进牛仔裤口袋里。当晚住芭提雅。酒店靠海，

阳台上能看见漆黑的海面和远处星星点点的渔船灯火。我洗完澡出来，

发现床头柜抽屉开了一条缝。我记得自己关严了。我走过去，拉开抽屉。金童像还在，

盘腿坐着，右手托腮，左手放在膝上。它的眼睛在台灯光下显得格外亮，

像两粒浸了油的黑豆。我盯着它看了很久。然后我关灯，上床，闭上眼睛。不知道过了多久。

意识从沉睡中浮起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房间里有人。

不是入室抢劫那种警觉——是更深、更古老的恐惧。皮肤发麻，后颈汗毛根根竖起，

心脏像一个被猛然攥紧的拳头。我没有睁眼。我听到了呼吸声。很轻，很短，很近。

就在我枕头边。不是成年人的呼吸，是小孩的。然后我听到了声音。那声音又轻又细，

像蚊蚋，像风吹过空瓶子，像很远的地方有孩子在唱歌。它钻进我的耳朵，钻进我的脑子，

钻进我每一根神经末梢。它在说——“妈妈。”我睁开了眼睛。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

在地板上铺了一条白带。床头柜上，金童像的位置空了。我慢慢转头。我的枕头边，

蹲着一个小小的人影。他大概两尺来高，光着身子，只穿一件红布兜。

皮肤是一种奇怪的白色，像浸在水里太久的纸。他的脸圆圆的，眉眼弯弯，

嘴角挂着笑——和白天一模一样的笑。他歪着头看我。“妈妈，”他又说了一遍，“饿。

”我张着嘴，发不出声音。他的眼睛是空的。不是瞎，是空。眼眶里没有眼珠，

只有两个黑洞，深不见底。但他明明在看着我，透过那两个黑洞，看到了我骨头里去。

我想尖叫。叫不出来。他向我伸出了手。那是一只小孩的手，白白胖胖，

手背上五个浅浅的窝。指甲是淡粉色的，干净，圆润，像刚从澡盆里捞出来。

他的手贴上我的脸。冰的。像冷库里的冻肉，像冬天的铁栏杆。那不是活人该有的温度。

但他贴得很轻，很小心，好像怕弄疼我。“妈妈，”他说，“饿好久了。”然后他凑过来，

把头靠在我颈窝里，像撒娇的婴孩。我浑身僵硬，一动不敢动。他太小了，轻得像一团棉花，

几乎感觉不到重量。但他的存在感铺天盖地——凉意从他贴着我的每一寸皮肤渗进来，

不是刺骨那种冷，而是像被温水慢慢淹没，连恐惧都变得迟缓。“他们不要我了。”他说。

他的声音没有起伏，平平的，像在陈述一个很久以前的事实。

但我听出了一点别的——不是委屈，不是怨恨，只是困惑。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我在这里等了好久好久。”他说，“没有人停下来。”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月亮从窗帘缝移到另一边。楼下有摩托车驶过的声音，遥远的，像另一个世界。

他终于抬起头。他的眼睛还是两个黑洞，但他的脸对着我，好像在认真端详。然后他笑了，

嘴角的弧度弯弯的。“妈妈，”他说，“你身上有妈妈的味道。

”我不知道什么是妈妈的味道。但那一刻，我伸出手，把他抱进了怀里。他轻得没有重量，

凉得没有温度。他把脸埋在我的睡衣领口，像终于找到巢穴的幼兽，

发出一声满足的、细细的叹息。我做了二十七年的乖女儿、好学生、勤恳的打工人。

我从不迟到早退，按时纳税，给父母打钱，在地铁上给老人让座。我活得规规矩矩，

从不出格。我没有结过婚，没有生过孩子。我不知道做妈妈是什么感觉。但此刻，

抱着这个不知是什么东西的孩子，我忽然懂了一点点——原来被需要是这样的。

第二天早上醒来，枕边空空的。床头柜上，金童像盘腿坐着，右手托腮，左手放在膝上。

晨光照在他脸上，金色的，安安静静。我以为自己做了梦。然后我看见了床头柜上的东西。

一张彩票。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我不记得自己买过彩票。那是一张泰国本地彩票，

正面印着大象和寺庙图案，手写的一串数字——17、23、8、31、42、5。

我把彩票翻过来。背面有四个歪歪扭扭的字，像是刚学会写字的孩子用尽全身力气描出来的。

给妈妈。那字迹是棕红色的。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指。左手食指指尖，有一个很小的伤口，

已经结了一层薄痂。我按了按，有血珠渗出来。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割破过手指。

那天晚上开奖。我没有电视，用手机查。泰国彩票每期开六个数字，我盯着屏幕，

一个一个对过去。17、23、8、31、42、5。全中。头奖，三千万泰铢。

我坐在床边，手机屏幕暗下去，又亮起来，是银行的入账通知。三千万泰铢，

折合人民币六百万。六百万。我慢慢放下手机，看向床头柜上的金童像。他还是那个姿势，

盘腿坐着，右手托腮，眉眼弯弯。晨光变成夕光，他金色的脸上好像多了一点红润，

嘴角的笑意好像更深了一点。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黑豆一样的眼睛。昨晚，

那里面是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但此刻，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回望我。是感激。是依恋。

是小心翼翼的、怕被拒绝的爱。我伸出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小脑袋。金的，凉的，光滑的。

“谢谢你。”我说。他没有说话。但我知道他听到了。阿财的脸，我是第二天早上看到的。

他敲门来叫早，我开门，他第一眼就看到床头柜上的金童像。他的表情很奇怪。不是恐惧，

不是厌恶，而是一种复杂的、近乎悲悯的神色。他看着那尊像，像看一个注定要死的病人。

“你喂他了？”他问。我没说话。他走过来，拿起金童像端详。拇指抚过像身，

在某处停顿了一下。“阿妹，”他声音很轻，“你知道为什么被遗弃的古曼童不能捡吗？

”我没说话。他把金童像转过来，底部朝上。底部有一道细细的裂纹。不是烧制时的瑕疵，

是撞击留下的——从高处摔下，或者被人用力砸过。裂纹旁边隐约有几个小字，

被磨损了大半，只能认出两个：癸卯。“这是年份。”阿财说，“制造的年头。”癸卯。

上一个癸卯是1963年。六十年了。他在这里等了六十年。“泰国人养古曼童，

是为了积德。”阿财把像放回床头柜，小心翼翼，像放一个易碎的婴儿。“高僧制像，开光，

招魂，把夭折孩子的魂魄请进来。养他，供他，给他吃，教他念经。他有了归宿，

能修来世；养他的人得他庇佑，财运亨通。”他顿了顿。“但有的人养到一半不想养了。

”他说，“嫌麻烦，怕不吉利，或者——许的愿没实现。他们不去找师父送走，嫌贵，

嫌丢人，就随便找个地方扔了。”他看着金童像。“从高处扔下去，”他说，“砸在地上，

摔出裂。有人捡，会以为是旧的瑕疵品。他们不知道——那不是瑕疵。那是被抛弃的那一刻。

”我忽然想起那晚。“他们不要我了。”他说。“我在这里等了好久好久。

”“没有人停下来。”阿财转过头。“阿妹，”他说，“你信我吗？”我点头。他叹了口气。

“昨晚，”他说，“是不是有人叫你妈妈？”我没有回答。沉默像水一样漫上来，淹过脚背，

淹过膝盖，淹过胸口。阿财没有追问。他走之前说了一句话。“被遗弃过一次的孩子，

”他说，“会害怕再被遗弃。你给了他一口吃的，他恨不得把命给你。

但如果你有一天不要他了——”他没有说完。门在他身后合上。我坐在床边，看着金童像。

他的脸朝着我，眉眼弯弯，像在笑。我伸出手，把他拿起来，抱在怀里。轻的，凉的，金的。

“我不会不要你。”我说。他没有说话。但我知道他听到了。那晚我做了梦。不是噩梦，

是奇怪的、斑斓的、暖洋洋的梦。我站在一片陌生又熟悉的街区里，烈日当空，蝉鸣震耳。

路边的冰水摊有人在买十铢一杯的龙眼冰，彩票店门口蹲着一条睡着的黄狗。

炒河粉的香气从某个巷口飘过来，混着茉莉花环的甜腥。一只手牵着我。小小的、凉凉的手。

“妈妈，”他说，“我想带你看我以前住的地方。”他穿着红布兜，光着脚，

走在滚烫的水泥地上没有一点声音。街边的人看不见他，也看不见我。

我们像两滴油浮在水面，穿过这片热闹的、鲜活的、与他无关的人间。他停在一棵老榕树下。

树很大，气根垂落如帘幕，树下有一座小小的神龛，供着香和橙子。

神龛旁边是杂乱的野草和垃圾袋，一只流浪猫躺在阴影里舔爪子。他指着神龛后面那块空地。

“我以前住那里。”他说。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碎砖，枯叶，

和一只半埋在土里的塑料娃娃。他没有看我。他的脸还是笑着的，声音平平的，

像在陈述一个很久以前的事实。“妈妈把我放在这里，”他说，“说她去买冰。

我等了好久好久，她没有回来。”“后来下雨了。”“我淋了好多好多雨。”我想说话，

喉咙像塞了棉花。他转过头。他的眼睛是两个黑洞，深不见底。“妈妈，”他说，

“你会像她一样吗？”我蹲下来，平视着他。他没有表情，眼眶里空无一物。

但我知道他在等。他在等一个答案。我等了六十年。我握住了他的手。“我不会。”我说。

他眨了眨眼睛。那两个黑洞里，忽然落下一滴亮晶晶的东西。我不知道鬼会不会流泪。

但那滴东西落在我手背上，凉的，像清晨的露水。醒来时枕头是湿的。彩票兑奖那天，

我请阿财当翻译。三千万泰铢的支票，扣完税还剩两千多万。银行经理亲自接待，

端来冰奶茶和芒果糯米饭，问我有没有投资理财的意向。我说没有。我要现金。经理愣了愣，

但还是照办了。阿财帮我数钱，码得整整齐齐，一捆一捆装进黑色塑料袋。两千万泰铢，

一千万放行李箱，一千万背在身上。重得像铅块。走出银行时阿财问我，带这么多现金去哪。

我说，带他回家。回国的飞机是夜里起飞。我把金童像放在膝头，用围巾裹着，

只露出一张小脸。空姐经过时多看了两眼，问这是给小朋友带的玩具吗。我说，是我儿子。

她笑了笑，夸他真可爱。他没有说话，但我知道他很高兴。他的金脸贴在我手心，暖烘烘的。

我低头看他的眼睛，黑豆一样的两粒，亮晶晶的。

他看起来和任何一个普通的孩子塑像没有区别。只是他沉甸甸的。刚捡到他那晚，

他轻得像一团棉花。现在他有了重量，像真的装进了一个婴孩。飞机穿过云层，

舷窗外是黑沉沉的天。他安静地坐在我膝头，脸朝外，好像在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低头问他：“你在看什么？”他说：“看妈妈来的方向。”我怔了一下。“妈妈从那里来，

”他说，“那里也有妈妈的家。”他的手按在我胸口。“以后这里也是我的家。”他说。

不是问句。是陈述句。他相信。我握住了他的手。落地上海是凌晨三点。

我拖着装满泰铢的行李箱走出航站楼，浦东机场的冷气扑面而来。

围巾裹着的金童像贴在我胸口，暖的。出租车司机是个东北大哥，从反光镜里瞄了我好几眼。

“小姑娘一个人从泰国回来啊？”“嗯。”“背那么大个包，累不累？”“还好。

”他没再问。收音机里播着深夜音乐节目，老狼的《恋恋风尘》。

车窗外的灯光像融化的金子，一缕一缕流过去。我低头看着怀里的金童像。他睡着了。

我不知道鬼会不会睡觉。但他的眼睛闭着，小脑袋歪在我臂弯里，嘴巴微微张开，

像任何一个在母亲怀里熟睡的婴儿。我把围巾往上拉了拉，盖住他的脸。“到家了。”我说。

他没有醒，但他凉凉的手指轻轻握住了我的。我在上海租的房子在静安寺附近，老小区，

六楼没电梯，月租四千五。一室一厅，客厅窗户正对着对面楼的厨房，

每天傍晚能闻见别人家的饭菜香。我带他回家那天，在客厅东南角收拾出一张小几。铺红布，

供清水，供鲜花，供一小碟他爱吃的芒果糯米饭。他盘腿坐在几上，

穿着那件褪了色的红布兜。我点了三炷香。香烟袅袅升起来，他深吸一口气，

金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妈妈，”他说，“好香。”我不知道古曼童的进食过程是怎样的。

但我知道他喜欢茉莉花的味道，不喜欢玫瑰；喜欢芒果糯米饭，

不喜欢榴莲；喜欢我每天晚上睡前和他说说话，不喜欢我加班太晚回家。他从来没有说过。

但他高兴的时候，金像会微微发烫；不高兴的时候，会变得凉一些，凉得很轻很轻，

像小孩子赌气背过身去，却还留着一条缝等你来哄。我开始习惯有他的生活。每天早上睁眼，

第一件事是转头看床头柜。他盘腿坐在那里，脸朝着我，眉眼弯弯。我伸手摸摸他的小脑袋，

说早上好。每天晚上下班回家，推开门，第一眼先看客厅那角。他还在那里，红布兜，

金身子，托着腮。但我知道他在等我。有一天加班到凌晨两点，打车到家已经**点。

我累得连鞋都没脱，一头栽进床里。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在拽我的手指。凉凉的，轻轻的，

小心翼翼的。“妈妈，”他的声音像风穿过门缝，“你今天好累。”我睁开眼。

他蹲在枕头边，脸凑得很近。月光从窗帘缝漏进来，照在他脸上，

那双黑豆一样的小眼睛里盛满了担忧。“我给你留了芒果饭。”他说，“你都没吃。

”我怔怔看着他。他低下头，小手指勾着我的小手指。“妈妈，”他说，“你不要太累。

”那一晚，他陪着我，直到我睡着。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去的。只记得迷迷糊糊中，

手心里一直握着凉凉的小手。他的钱，我没怎么动。两千万泰铢塞在床底下的行李箱里，

除了兑成人民币那几天，几乎没拿出来过。我还是上我的班，挤早高峰地铁，

在便利店买打折的盒饭。唯一不同的是，我开始给他买新衣服。

不是普通的童装店——那种店里的衣服他穿不上。我去的是佛牌店，

藏在城隍庙某个巷子深处，门口挂着“泰国佛牌”的繁体字招牌。

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潮汕女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耳垂上两颗绿豆大的翡翠。

她把我带去的金童像端详了很久。“老物件，”她说，“开过光的。

”“我想给他换身新衣裳。”我说。她点点头，从玻璃柜里取出一叠红布。有绸的，有棉的，

有的绣金线，有的滚银边。我一件一件拣，最后选了一件素红棉布的小褂，滚边是白的，

像刚洗净晒干的婴儿服。老板帮我把像包进新衣服里。她的手很轻，很稳，

像包裹一个真正的婴孩。“你心诚，”她说，“他会有福报。”我没要福报。

我只要他不再被扔掉。但事与愿违。第一个征兆，是那晚的敲门声。凌晨两点十七分，

我醒得很突然，像被一只手从梦里拎出来。房间里很安静，窗帘缝里透进路灯的黄光，

床头柜上的金童像盘腿坐着，脸朝着我。然后我听到了敲门声。不是拍门板，

是指节叩在木头上的声音。三下，停顿，再三下。咚。咚。咚。很有节奏，不紧不慢。

我从床上坐起来，没有开灯。那声音来自客厅——不，来自门外。但我住的六楼，

楼道门是锁着的，这个时间不可能有访客。咚。咚。咚。三下又三下。我赤脚走到门边，

凑近猫眼。走廊空无一人。声控灯亮着惨白的光，地上扔着两张广告传单。我站了很久，

没有开门。第二天早上，我在门缝里发现了一根头发。不是我的。我的头发染过，是栗棕色。

这根头发是黑的，很长，像女人的。我捡起来，对着光看。头发根部带着一小块头皮。

我扔进垃圾桶，把垃圾袋扎紧，扔下楼。那天我没去上班。我给阿财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他接起来时声音很疲惫，像一夜没睡。“阿妹，”他说，“你那边几点了？

”我说凌晨两点。他沉默了一会儿。“半夜打电话，”他说，“是出事了？

”我把昨晚的敲门声和那根头发告诉他。他听完，没有马上说话。

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的声音，他抽烟，深深吸了一口。“阿妹，”他说，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古曼童不养隔夜债？”我没听懂。他叹了口气。“你喂他血，

他给你钱，这是一笔交易。”他说，“但你喂他的时候，没有念经，没有仪式，

没有许愿还愿的规矩。你只是……把他当孩子。”他顿了顿。“他把你当妈妈，

你把他当儿子。这是债。”“什么债？”“因果债。”他说，“你给了他没有求过的东西，

他给了你他根本没有的东西。你们互相欠，越欠越深。”“深了会怎样？”他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