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名字叫春燕

44岁那年，她在城里全款买了房。在此之前，她当了二十年的“那个谁”。

---第一章 搬家腊月二十二，早上七点，天刚亮透。杨春燕站在新家的阳台上，

手里攥着一块抹布，却半天没动。玻璃上还有点灰，她看见了，但手就是抬不起来。不是累。

是有点恍惚。这房子，是她的了。一百一十六平，三室两厅，南北通透。

阳台上能看见小区中央的花园，有老人已经在下面遛弯，牵着一条小黄狗。

远处是驻马店市区的楼房，密密麻麻的，有的高有的矮，

在清晨的阳光下泛着一层淡淡的金色。她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二十六年。二十六年，

搬家十二次。最早的时候，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一间房，八平米，放一张床就满了。

那时候上厕所要去外面的公共厕所，冬天夜里冷得不行，她憋到天亮才敢去。

后来条件好一点，租了个带厕所的单间，但厕所在走廊尽头，三家共用，早上得排队。

再后来，结了婚，生了孩子，租的房子越来越大一点，但也只是从八平米变成十五平米，

从十五平米变成二十几平米。永远是别人的房子，永远是住着住着就要搬。有一年她算过，

平均每两年搬一次家。

五花八门：房东要卖房、房东要涨价、房东儿子要结婚、房东自己回来住……最离谱的一次，

房东说家里老人算了一卦，说这房子今年不宜租给别人，不然会破财。她带着孩子，

大冬天站在路边等搬家的小货车，孩子冻得直跺脚，问她：“妈，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家？”她说快了。说了十几年。现在，终于有了。

“妈——”屋里传来女儿的声音，拖得长长的，带着还没睡醒的鼻音。杨春燕回过神来，

把抹布往玻璃上按了按，胡乱擦了两下，转身走进屋里。女儿林小满还窝在被子里，

只露个脑袋出来，头发乱糟糟的，眯着眼睛看她。“几点了？”女儿问。“七点多了，

起来吧，今天搬家公司的车九点来，东西还没收拾完呢。”“不是昨天就收拾差不多了吗？

”“厨房还有一堆，你别墨迹，赶紧起。”女儿哼哼唧唧地坐起来，揉着眼睛。

杨春燕看着她，突然笑了一下。小满今年二十二了，大学毕业一年，

在市区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长得像她爸，眉眼舒朗，笑起来有点憨。但脾气像她，倔，

嘴硬，心里热。“笑啥？”女儿问。“笑你睡相，跟猪似的。”“妈！”杨春燕没理她，

转身去厨房了。厨房里堆着七八个纸箱子，都是昨天收拾出来的。她蹲下来，

开始拆最上面那个。里面是锅碗瓢盆，用旧报纸裹着，一个一个码得整整齐齐。

她拿出来一个，拆开报纸，看了看，又裹上，放回去。这个炒锅用了八年了。锅底有点黑，

擦不干净，但用着顺手。这个电饭煲是闺女上大学那年买的，那时候闺女说想自己煮点粥，

她就给买了个最小的。这个搪瓷盆更老，得有十五年了，是刚结婚那年买的，

盆底磕掉了一块瓷，但还能用，她一直没舍得扔。老物件。

都是跟着她搬过好几次家的老物件。她拿起一个碗，拆开报纸。碗是白底蓝边的，普普通通，

但她看了很久。这个碗，是那年她一个人去广东的时候买的。

第二章 十八岁那是1998年。杨春燕十八岁，住在遂平县嵖岈山镇竹园村望乡台村。

望乡台。这名字听着就有点荒凉。村子在山上，从山脚走上去要一个多小时，路是土路，

下雨天能没过脚踝。村里有三十多户人家，种地、养猪、养鸡，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

她是家里老大，底下还有两个弟弟。爹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没出过县城。

爹常说的一句话是：“咱们家就这命了，认吧。”她不认。十八岁那年夏天，她高中毕业。

成绩其实还行，能上个中专，但家里拿不出学费。爹说：“女娃子家，念那么多书干啥？

回来帮着干活，过两年找个婆家，嫁了算了。”她没吭声。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

听着窗外蛐蛐叫，翻来覆去睡不着。月亮很亮，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块白。

她看着那块白，想了很久。第二天一早，她跟爹妈说：我要出去打工。爹愣了一下，

问：去哪儿？她说：不知道，先出去再说。妈急了，说：你个女娃子，一个人出去，咋行？

她说：咋不行？别人能行我就能行。爹妈劝了半天，劝不住。最后爹说：行，你去吧。

混不下去了就回来。她没说话，心里想：我不会混不下去的。第三天，她收拾了一个包袱，

里头装着两身换洗衣服、一双布鞋、还有妈塞给她的五十块钱。天还没亮，她就出发了。

走到村口，她回头看了一眼。村子还在睡着，安静得像一幅画。她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走了三个多小时，才走到镇上的汽车站。坐汽车到县城，又从县城坐火车，一路往南。

火车开了两天一夜。她买的硬座，晚上困得不行，就趴在面前的小桌子上睡一会儿，

醒了继续坐着看窗外。窗外有时候是山，有时候是田，有时候是城市，

一栋一栋的楼房从眼前划过。她从来没出过这么远的门。火车上的人操着各种口音，

她听不太懂。旁边坐了个大姐，也是去广东打工的，比她大几岁，一路上教她认站名，

告诉她到了广东要注意什么。大姐问她：你这么小出来，家里放心？她说：不放心。

但我得出来。大姐笑了，说：跟我当年一样。我也是十八岁出来的，现在十年了。

她问：你想家吗？大姐想了想，说：想。但回去又能干啥呢？她没再问。火车到广州的时候，

是早上。她走出车站，被眼前的一切震住了。人。到处都是人。多得她从来没见过。

还有高楼，比山还高，一栋挨着一栋，看不到头。还有车，满街跑，喇叭声此起彼伏。

她站在车站门口，拎着包袱，不知道往哪儿走。那个大姐也下车了，看见她愣着，

就说：你要是没地方去，跟我走吧。我认识一个厂子，正招人呢。她点头，跟在大姐后面，

走进这座陌生的城市。第三章 流水线那个厂在东莞，做电子表，什么牌子她也不知道。

厂子很大，有好几栋楼，门口有保安，进出要查工牌。她被分到流水线上。

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同一个动作：拿起一个零件，装到表壳里，压一下，放下，拿起下一个。

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中间休息一个小时吃饭。有时候赶货，要加班到十点、十一点。

流水线是二十四小时不停的。她刚去的时候上白班，后来轮班，上过半个月夜班。

夜班最难熬，人困得不行，但不能停，手不能慢。有一次她困得差点睡着，手一抖，

零件掉了一地，班长骂了她半天。班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湖南人，说话嗓门大，

脾气也大。她低着头挨骂，一声不敢吭。骂完了，班长说：下次再犯，扣钱。

她蹲下来把零件一个一个捡起来，眼睛有点酸，但她没哭。那时候工资一个月三百多，

包吃包住。住的是宿舍，八个人一间，上下铺，屋里除了床什么都没有。洗澡要去公共澡堂，

热水限量，去晚了就只有冷水。

同宿舍的姐妹来自五湖四海：四川的、贵州的、广西的、湖南的。大家口音不一样，

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但都是出来打工的，都有一样的奔头：攒钱，寄回家，

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有个四川的妹子，比她还小一岁，刚来的时候天天哭，想家。

后来慢慢不哭了，跟她学着一块儿攒钱，一块儿去厂门口的小摊上买五毛钱一个的烤红薯。

那个烤红薯摊的老板是个老头，每天傍晚推着车来，车上架个铁皮桶，里头烧着炭，

红薯放边上慢慢烤。烤好了，皮有点焦，掰开来冒着热气，又香又甜。那是那段日子里，

最幸福的味道。有时候加班太晚，烤红薯摊已经收了，她就只能回宿舍吃泡面。

泡面五毛五一包，开水一冲，闷三分钟，就是一顿饭。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

她攥着那三百多块钱，数了三遍。然后留下五十块，剩下的全部寄回家。

邮局的人问她寄给谁，她说：寄给我妈。出了邮局，她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

突然觉得，这城市好像也没那么陌生了。她在那个厂干了三年。三年里，

她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农村丫头，变成了流水线上的熟练工。手速是别人的一倍半，

闭着眼睛都不会装错。班长不再骂她了，有时候还夸两句。宿舍里的姐妹换了一茬又一茬，

她算是待得久的。三年里，她没回过一次家。不是不想回，是舍不得车票钱。过年的时候，

宿舍里的人都走了，就剩她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她在厂门口的小卖部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电话是打到村头小卖部的，让人去喊她妈来接。等了半个多小时，电话那边才传来妈的声音。

妈问她：吃饺子了没？她说：吃了。其实没吃。厂里食堂放假，她泡了一包面。

妈说：家里都好，别惦记。她说：嗯。妈说：钱够花吗？她说：够。妈说：那挂了吧，

长途贵。她说：好。挂了电话，她在小卖部门口站了一会儿。路灯昏黄，照在地上，

有个人影，是她自己的。那时候她想：我一定要混出个样来。第四章 摆摊三年后，

她离开了那个厂。不是因为干不下去了，是因为她觉得不能一辈子待在流水线上。

流水线是个把人变成机器的地方，手在动，脑子不用动。她觉得再这么下去，人就废了。

她去了广州。广州比东莞大得多，人也多得多。她刚开始不知道干什么，就在街上转，

看别人干什么。后来看见路边有摆摊的，卖衣服、卖鞋、卖小饰品，有人停下来看，

有人掏钱买。她想：这我也能干。于是她也开始摆摊。最早卖的是袜子，从批发市场进的货，

一块钱三双，她卖一块钱两双。没有摊位，就铺一张塑料布在地上，人蹲在旁边，

有人来问就招呼一声。摆摊不是个容易事。要躲城管，要看天气，要会吆喝，要会看人眼色。

刚开始她不会吆喝，蹲在那儿半天没人理。后来慢慢学会了，看见有人走过来，

就喊一声：袜子便宜了，一块钱两双！喊出口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但喊多了，

就习惯了。有一次城管来了，她跑得慢了一点，塑料布没收起来，袜子被人踩了好几双。

她站在路边，看着那些脏了的袜子，憋着没哭。旁边一个大姐看见了，走过来说：没事儿，

刚开始都这样。那个大姐也是摆摊的，卖发卡头花。后来她们熟了，就挨着摆，互相照应。

大姐问她：你是哪儿人？她说：河南的。大姐说：我也是河南的，信阳的。从那以后，

她们就成了朋友。大姐比她大几岁，已经结婚了，老公也在广州打工，两口子租了一间房，

挤得很。但大姐每次见她，都笑眯眯的，好像天塌下来也不怕。大姐说：咱们这种人，

就得想开点。苦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干嘛不笑？她觉得大姐说得对。摆摊摆了两年，

攒了点钱。她开始试着进别的货：衣服、鞋子、包包。卖的东西多了，生意也好了一点。

但还是得躲城管，还是得看天气，还是得一天一天蹲在那儿，风吹日晒。

后来她听说惠州那边机会多，就又去了惠州。还是摆摊，还是卖那些东西，但地方换了，

人也换了。那些年，她去过很多地方：广州、惠州、深圳、东莞、汕头。

每个地方都待过一年半载，每个地方都有过摆摊的日子。有时候生意好，有时候生意差，

有时候被城管追得满街跑，有时候一天下来挣的钱只够吃碗面。但不管多难，

她每个月都会往家里寄钱。从一百到两百，从两百到三百。寄得越来越多，家里也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