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萍燃

序章 江边的芦苇民国二十六年的冬天，我站在长江边上，看那些浮萍顺水流去。

有人告诉我，浮萍无根，所以飘零。我笑了笑，没说话。后来我见过许多女孩子，

她们都像浮萍。可我想让她们知道，浮萍也能生根。浮萍聚得多了，就不是浮萍了，是草地。

草地能着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叫阿莲。这个名字是我娘取的。

她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盼我一生干净。可我从记事起，就没见过莲花。

我只见过江边的芦苇，一茬一茬地割，又一茬一茬地长。我娘说，芦苇贱，可芦苇活得久。

那时候我不懂她的话。后来我懂了。第一章 黄连我们家在安徽和县陈家渡，离长江不远。

村子背靠着一座矮山，门前是大片的稻田。听起来像是个好地方，可那稻田不是我家的。

我爹是撑船的，在江上讨生活。关于我爹，我只记得两件事。一件是他把我扛在肩上，

指着江里的船说：“阿莲，等爹攒够了钱，送你念书去。”另一件是他沉下去那天，

我娘趴在江边，哭得晕过去三次。那年我五岁。我爹的尸首没捞着。涨大水的江，

能把人卷到哪儿去，没人知道。村里人凑钱给他立了个衣冠冢，埋了他一件旧褂子。

我娘跪在坟前，没哭。她只是跪着，跪了很久。后来她站起来，牵着我的手回家。从那以后，

我再没见她哭过。守寡的日子不好过。我娘给人洗衣裳、纳鞋底、做针线，什么活都接。

她的手一年四季都是肿的，冬天裂口子，裂得能看见里头的红肉。她用猪油抹一抹，

第二天接着洗。村里人都劝她改嫁。“桂花，你还年轻，守着个丫头片子做甚？

”“带个拖油瓶，往后日子怎么过？”我娘听了，手里纳鞋底的针慢了一慢，没吭声。

后来我知道，不是她不想改嫁，是没人愿意要个拖油瓶的丫头。有人给介绍过一个鳏夫，

死了老婆，带着两个儿子。那人来相看，上上下下打量我，像打量一头牲口。“丫头片子，

”他说，“养大了也是别人家的人。”我娘当场就把人撵出去了。那天晚上，

她把我搂在怀里，搂得很紧。“阿莲，”她说，“你是娘的心头肉。

”我那时候不懂这句话的分量。后来我懂了，那是她这辈子说过的，最重的一句话。

二我八岁那年，大旱。从开春到立秋，没落过一滴雨。稻田裂得能伸进去一只手，

江里的水位落下去半截，露出干枯的河床。地里的庄稼全死了。玉米秆子枯得能当柴烧，

红薯藤子蔫成一把干草。先是吃存粮。存粮吃完了，吃野菜。野菜挖光了，吃榆树皮。

榆树皮剥光了，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胀得滚圆，可拉不出来。村里死了好几个人，

都是活活憋死的。我饿得睡不着觉。晚上躺在炕上，肚子贴着脊梁骨，咕噜咕噜地响。

我娘把她的口粮省给我，她喝野菜汤，喝得脸都绿了。“娘，你不饿吗？”“娘不饿。

”她总是这么说。可我知道她饿。半夜里我醒过来，听见她翻来覆去，肚子也在响。

那年秋天，隔壁周家出了事。周婶子有个小子，叫周锁柱，比我小一岁，瘦得跟麻秆似的。

周婶子还有个小丫头，叫周丫头——她就叫这个名，没起正经名字。周锁柱饿得不行了，

躺在炕上，眼珠子都凹进去了。周婶子急得满嘴起泡，到处借粮食，可谁家有粮食借人？

那天傍晚，村里来了个人，是河对岸刘家村的。他说他家有个丫头，想换个小子回去养。

周婶子坐在门槛上，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周锁柱被抱走了。换回来半袋红薯干，

还有那个刘家村的丫头。那丫头七八岁，瘦得像只猫，眼睛大大的，不会说话。

她娘把她换出去，换了粮食给她的兄弟吃。周婶子把那丫头领进屋，给她洗了脸，换了衣裳。

丫头还是不说话，只是低着头，缩着肩膀，像只受惊的小雀儿。我问娘，什么叫易子而食？

娘捂住我的嘴，手抖得厉害。“别问，”她说，“别问。”那丫头在我们村没活过三个月。

她病了，发烧，烧得说胡话。周婶子给她熬姜汤，灌下去，吐出来。请不起郎中，

只能干熬着。那天夜里，她死了。周婶子抱着她，哭了半天。然后用席子卷起来，

埋在山脚下的乱葬岗里。没有棺材，没有坟头，连块木板都没插。我站在边上看着，

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个世道，人命比草贱。女娃的命，比草还贱。

我娘攥着我的手往回走，走得很快。“阿莲，”她说，“你要活着。好好活着。

”三我十岁那年，村里来了个教私塾的老先生。姓陈，头发全白了，背有点驼，

走路一颠一颠的。他儿子在城里做事，接他去享福，他不肯，说要教几个学生再死。

他说不收束脩，只要娃娃们肯学，他就肯教。我娘把我送去了。她在学堂门口站了半天，

最后把攒的五个鸡蛋塞给陈先生。陈先生没要。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

“这丫头眼睛里有东西，”他说，“我教得起。”我在私塾里读了两年书。

陈先生教《三字经》《百家姓》，也教《千家诗》。他讲“昔孟母，择邻处”，讲“融四岁，

能让梨”。我听得半懂不懂，可我喜欢听他讲。有时候他讲着讲着，会停下来，

看着窗外发呆。“阿莲，”他说，“你知道这世道，为什么这么苦吗？”我不知道。

他叹了口气，没往下说。后来他讲些别的话。说这世道要变了，说有个叫孙文的人，

说要让四万万同胞都过上好日子。说城里有了女学生，剪短发，不裹脚，念洋书，

跟男的一样。我听得眼睛发亮。“先生，女娃娃也能念书？”“能。”他点头，“往后，

女娃娃也能做大事。”十二岁那年，陈先生病了。他儿子从城里赶来，要接他走。

他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可眼睛还是亮的。他把我叫到跟前。“阿莲，”他说，

“你记着，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穷，是不知道自己是谁。”我没听懂这句话，可我记住了。

他走的那天，我追出去很远。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路的尽头。我再没见过他。

陈先生走后，我再没进过学堂。我开始帮人洗衣服、纳鞋底、挖野菜。

我娘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咳嗽起来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咳得脸都憋红了。她的眼睛也不行了，

纳鞋底的时候要凑得很近很近，针脚歪歪扭扭。有一天夜里，她咳出血来。我吓坏了，

要去找郎中。她拉住我，不让。“没事，”她说，“老毛病了。”我知道不是老毛病。

可我们请不起郎中。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我躺在炕上，听着她压抑的咳嗽声，

眼泪流进耳朵里，痒痒的。我在心里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挣很多钱，

给我娘请最好的郎中，买最好的药。可我没想到，我没有这个机会了。

第二章 洪流一民国二十六年，我十五岁。那年七月，卢沟桥那边打起来了。

消息传到村子里的时候，我正蹲在江边洗衣服。听人说日本人打过来了，

我手里的棒槌差点掉进江里。日本人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打我们？我搞不太清楚。

可逃难的人越来越多，从北边下来，一拨一拨地过江。他们说日本人见人就杀，

说年轻女子落他们手里，生不如死。我跑回家，我娘坐在门槛上，脸色白得像纸。“阿莲，

”她说，“你走吧。”“我不走。”“傻丫头，”她攥着我的手，攥得生疼，

“日本鬼子来了，你这样的年轻女子，落他们手里……”她说不下去了。我不说话，

只是攥着她的手。那天夜里，我听见炮声。很远很远，闷闷的，像雷在远处滚。可那不是雷，

是炮。第二天，村子里乱成一锅粥。有人在收拾东西逃难，有人把粮食藏起来，

还有人在商量着往山里躲。我没逃。我不能丢下我娘。又过了几天，逃难的人越来越多。

有人从县城那边过来，说县城已经失守了，说日本人杀了好多人，把尸首堆在城门口。

我娘的眼睛里全是恐惧。那天傍晚，她把我按在椅子上，开始翻箱倒柜。“娘，你干什么？

”她不说话，把我爹留下的一件旧棉袄拿出来，拆开，从里面掏出几块银元。我愣住了。

我不知道家里还有银元。她把银元塞进我的衣襟里，又找出针线，把衣襟缝死。“娘！

”“你听着，”她盯着我的眼睛，那眼睛红红的，全是血丝，“往南走，过江去，越远越好。

找到活路，就好好活着。”“那你呢？”“我老了，跑不动了。”我死命地摇头。

她忽然扬起手，打了我一个耳光。那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打我。“走！”她吼道，声音都劈了，

“你要让我白养你一场吗？”我捂着脸，看着她。她的眼睛里全是泪，可她没有让泪落下来。

她就那么看着我，咬着嘴唇，浑身发抖。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个场景。那一巴掌的疼，

我记了一辈子。我走了。走出村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娘站在门口，

瘦瘦小小的一个人，风吹着她的灰白头发。她朝我挥了挥手。我转过身，拼命地跑。

我不敢回头。我怕我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动步子。二逃难的路，是我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

到处都是人。拖家带口的，挑着担子的，推着独轮车的。有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再也没起来。有人抱着孩子哭，孩子饿死了、冻死了、病死了。我不知道走了多少天。

白天走，晚上也走。困了就在路边躺一会儿，饿了就啃一口干粮。银元藏在最贴身的地方，

硌得生疼，可我不敢拿出来。那是娘用命换的。走到芜湖的时候，干粮吃完了，

银元也花得差不多了。我找了个帮人洗衣服的活，挣几个铜板，勉强糊口。

可芜湖也不是久留之地。日本人迟早要来。那天傍晚，我在江边洗衣服，有个女人走过来。

她三十来岁，穿得干净体面，脸上抹着粉，头发梳得光光的，手上戴着银镯子。

她笑眯眯地看着我，问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都说了。逃难的，从和县来，

不知道往哪去。她叹了口气，一脸同情。“可怜见的，这么小就没了娘。”她说，

“我认识一个人，在汉口开了家绣坊，缺人手。管吃管住，每个月还有工钱。你愿不愿意去？

”我那时候累得不想动脑子，只想有个地方落脚。我跟着她走了。

那是我这辈子做的第二件蠢事。第一件是离开村子的时候没有死命拉上我娘。

她把我带到了汉口。不是绣坊，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挂着红灯笼。

门口站着几个穿花衣裳的女人，脸上抹着厚厚的粉，朝过路的男人笑。我站在门口，愣住了。

“进去吧。”那个女人在后面推我。我不进，她使劲推。我想跑，旁边出来两个男人，

把我架起来，拖了进去。门在我身后关上的时候，我听见自己在喊娘。可是没人应我。

三那个地方叫“春满楼”。名字很好听，里面全是和我一样的女孩子。大的二十出头，

小的才十二三岁。她们有的哭，有的笑，有的不说话，成天成天地发呆。老鸨姓刘，

四十多岁，脸上抹着厚厚的粉，笑起来的时候粉簌簌往下掉。她上下打量了我一遍，

撇了撇嘴。“太瘦，得养养。不过眉眼还行，养好了能接客。”我被关在后院的一间小屋里。

窗户钉死了，门锁着，门口有人守着。每天有人送饭，不许出去。头几天我拼命想跑。

我用头撞门，撞得满头是包。我扒窗户，扒得指甲都劈了。没用。后来我不跑了。

不是不想跑，是跑不了。我开始观察这个地方。春满楼里养着几个打手，

都是二三十岁的男人，凶得很。老鸨管得严，姑娘们接多少客，收多少钱，都有定数。

谁要是敢藏私房钱，或者逃跑，被抓回来就是一顿毒打。后院有个井，井边常年晾着血衣。

那是挨了打的姑娘换下来的。有个叫玉兰的姐姐，就是因为逃跑被抓回来，打得半死，

扔在后院里躺了三天。没人敢给她请郎中，就那么硬熬着。我隔着窗户看见她。

她躺在柴堆边上，一动不动，只有胸口还在微微起伏。第四天早上，她死了。

打手把她用席子卷起来，从后门抬出去。我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嘻嘻哈哈的，

像在抬一头死猪。那天晚上，我开始琢磨一件事：怎么活下去。我娘说过，活着比什么都强。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我开始听话了。让吃饭就吃饭，让干活就干活。

我帮着洗衣裳、打扫院子、伺候那些已经接客的姐姐们。老鸨看着我的变化，

脸上的粉抖了抖：“这丫头，倒是个识相的。”她不知道，我只是在等。等一个机会。

四我在春满楼里待了三年。三年里，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学会了怎么梳妆打扮，

学会了怎么陪人说话，学会了怎么喝酒，还学会了怎么在男人面前笑。可我没学会接客。

不是想学，是老鸨不让。她说我这长相，这身段，得再养养，养好了能卖大价钱。

她不知道的是，我每天晚上都在磨一根筷子。那是我偷偷藏的。筷子的一头在墙上磨，

磨得尖尖的。每天磨几下，不敢磨太多，怕被发现。如果她逼我接客，

我就用那根筷子扎自己的喉咙。死，总比受辱强。可那根筷子一直没用上。不是因为我命好，

是因为日本人来了。民国二十七年秋天，武汉会战打响了。炮声响了好多天，

天边整夜整夜地红。城里的人跑得差不多了，春满楼里也空了。老鸨跑得最快，

带着细软和几个贴身的姑娘，说是要去重庆。她走的时候，把我忘了。或者不是忘了，

是觉得我不值钱，懒得带。门没锁。我站在春满楼的大厅里，看着满地狼藉。酒瓶子倒着，

脂粉盒子翻着，屏风上挂着不知道谁的衣服。风吹进来，把那些花衣裳吹得哗哗响。

外面的炮声还在响，可我觉得从来没有那么安静过。我走到后院，